張元勳是一位長期被忽略的楚辭學研究方面的大師級人物，作為當代傑出的文史大師和研究屈原的專家，他的思想如天馬行空，縱橫捭闔，他的學問博大精透、高深莫測。
張元勳留給世人的總是傳奇式的形象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因與沈澤宜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《是時候了》而被卷入政治漩渦，曆經二十三年才得以平反；曾以“未婚夫”的名義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冒險探訪思想聖女林昭；苦心鑽研，爬羅剔抉，以《九歌十辨》立於學術之林；以淒厲感傷的文筆、洞察世事的眼光，高屋建瓴地寫出了扛鼎之作《林昭之死》；退休後忽發奇想，立志經商，三載五年，家藏富足；晚年患癌，以驚人的毅力和達觀的情懷，延年益壽十餘載。
張先生飽讀經史子集，詩詞歌賦，神話傳說，民風習俗，謠諺俚語，似有千軍萬馬埋伏於胸。其演講，則激情洋溢，眉飛色舞，汪洋恣肆，汩汩滔滔，如江河東流，不可遏抑；其為文，則妙筆生花，精思附會，如影隨形，閃轉騰挪，如風卷殘雲，天女散花。有一次校方安排他與另一位大師級人物李新宇先生同作報告，原定每人各講一節，不料，張先生由一個話題扯開頭，竟一發不可收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只講得群情激昂，風雲變色。而李新宇先生無奈之下，只好暫回辦公室，等張先生馳騁完飛天流雲般的想象為止。其奇由此可見一斑！
在曲園，他的授講方式曾經招致非議。其實，這大概是種淺層次的誤讀。張元勳師承北大教授遊國恩，遊的學術思想和講授風格對其影響頗深。遊先生講課，必有兩名弟子立其身後。先生開講，一語既下，萬箭齊發，東沖西突，如萬馬奔騰；兩名弟子揮筆板書，一刻不停，或狂風驟雨，或溪流淙淙。張先生講到情動處，亦是如此。他吟哦《離騷》，搖首甩額，疾徐有方，開合有度，誦到深情處，淚如泉湧，手之足之舞之蹈之。半方講堂，竟成為人生舞臺，由他演繹出屈原一段段跌宕起伏而又蕩氣回腸的愁苦人生。
先生中等身材，白淨面皮，一副眼鏡橫架在鼻梁之上，越發顯得器宇軒昂。走起路來，目不斜視，腰板如青松而立。儒雅中略帶灑脫，頗具古人名士風範。即便晚年，滿頭銀光，仍精神矍鑠，激情萬丈，講話聲如洪鐘，氣運丹田，底氣十足。
他心胸寬廣，直言快語，對人對事，指點評述，褒貶是非，毫無隱晦。對孔子，張元勳極鄙其為人。他講孔子“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”時，面露不悅；講“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”“趨進，翼如也”時，更是話語中冷得讓人心寒。他邊講邊從講臺這頭飛也似的跳到那頭，學著孔子猥瑣的樣子，只逗得滿堂喝彩。還有一次，著名教授吳授昌與他同開學術講座，胡先生當時講“《金瓶梅》導讀”，張元勳的開場白頗為獨到，對老友的調侃之意竟溢於言表，“《金瓶梅》在我們學校只有一套，讀過的，也許只有他，別人連讀都沒讀過，他卻要來導讀，這不是‘胡導’嗎？”聽講者一時驚呆，隨後掌聲如雷。他對同學謝冕評價頗高，而對劉紹堂則說他上正課時偷寫小說，語多微詞。但那時，謝冕已是朦朧詩派的領軍人物，而劉紹棠也已在小說界聲名遠播。
張元勳先生曆經風霜，而其心態泰然，但他卻時刻保留著赤子情懷。為人父，總覺愧對妻兒親情；為人子，則又頗感辜負養育之恩。他在自述中寫道：“1979年秋天，我的不幸的兒子來到這人世的早晨，他的父母就像兩個乞丐，我們的財產就只有一條舊棉被。而我竟無處去為他報戶口，他是萬裏浩蕩神州中無計存身的奴隸的後裔，是一個‘編外’的‘黑人’。”其語悲愴感人，泣天地，動鬼神，催人慨然涕下。李新宇教授回憶張先生年輕時每當過生日，即早晨起床，赤身裸體，朝著埋葬母親的方向磕頭跪拜，為母親去世身在牢獄不能盡孝送終而贖罪。其情之悲，竟無以言表。
愛憎分明，敢愛敢恨，嫉惡如仇，正是他一生精神與品格的寫照。對朋友，對學生，肝膽相照，坦誠相對，天地可鑒。有一年，古城曲阜變得浮躁不安，面對熱血學子，張先生苦口婆心，盡管有人罵他“幫凶”“走狗”“無恥”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仍然站在校門口左遮右攔，直到眼睜睜看到自己無能為力，突然就淚流滿面！其情至誠至真，其愛無以複加，而今思之，仍是令人涕泗橫流。對於那些曾經中傷過他的人，他往往忍而又忍，百般無奈，必拍案而起，絕不姑息避讓。他始終相信天地間必有正義和公正，他要真正對得起自己的良知。
居於華夏禮儀之邦的曲園有了這位飽學之士應該感到無比榮幸！張元勳先生已經作古，但他的品格、和精神力量將光耀千古，與天地永存，與日月共生。他的傳奇人生，也將載入史冊，供後學者享之千年！
